古今中外

文化问题，说到底也就是“古今中外”的问题。

古今中外的关系处理好了，文化事业的发展就顺利，这一点本身就“放之古今中外而皆准”。

把话说得大点，搞出版工作，整天就是盘算和摆弄古今中外。原料就这四样，但不同的厨师做出来的宴席不一样。

那么，这些年出版这桌宴席做得怎么样呢？色香味先不说，单就品种而言，似乎“古”和“外”的多了些，“中”和“今”的少了些。这不奇怪。中国批“封资修”批了十几年，一直批到对传统文化知之甚少，与外国文化几近隔绝。改革开放后，人们文化饥渴，饥的是传统文化，渴的是外国文化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矫枉过正，对传统文化和外国文化“大补”甚至“恶补”，都属正常。

“大补”甚至“恶补”之后，情况又如何？好像该少的没有少多少，该多的也没有多多少，比例仍不是很协调。这次不协调，原因恐怕主要在出版界。传统文化的书、外国文化的书，要么经过时间的检验，要么经过市场的考核，出版起来，成本低，风险小，操作简便。另外，借别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，有些话让古人和洋人代言，也能省却好多麻烦。这些话，本是出版界的“中之言”，不足与外人道的。

现在时兴讲“出版理念”。你讲我讲大家讲，“出版理念”当然可以百花齐放，但殊途而同归，一致而百虑。“同归”和“一致”就是共识。我想，“共识”应该是这样两条：一是光靠出传统文化书和外国文化书，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出版繁荣；二是有见识有出息的出版工作者，思考的兴奋点和操作的着力点，要放在多出和出好反映当代中国现实的图书上。我们今天有那么多的传统文化书和外国文化书可出，那是因为古人和外国人做了他们应该做的事；我们如果不出好当代中国的书，拿什么留给后人？又拿什么与外国人交流？

古今中外，最好不要截然分开。即使是出外国书，也要体现今天的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最新理解和研究的最新水平；即使是出外国书，也要折射今天的中国人对外国文化的理解。出传统文化书要有当代色彩；出外国文化书要有中国气息。立足“中”和“今”，面向现代化、面向世界、面向未来，这才是中国出版事业的主旋律。